来源：读城记工作室

墙边的木架子上，摆放着民间的瓷器、茶叶、世界各地的酒、各种管弦乐器，剩下的空间被书籍填满。

很难想象这些元素，会集中出现在一座小县城的角落。

屋子的主人是当地作协主席曾志雄，这个看上去五六十岁的壮汉，不否认自己是江河时代浪漫主义的守护者。

他说的江河，是途径蕉岭的石窟河。在城市化还没有触及蕉岭以前，石窟河沿岸的城市与村落，有一半的人靠着这条河讨生活。

广东梅州下辖的蕉岭县，是客家地区与潮汕地区的稻米主产区，作为从明清“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时期迁入梅州的客家人来说，蕉岭风土适宜稻米生长，因此稻米在明清到近代，都是当地居民换取下游食盐的重要物资。

这一切，有赖石窟河的恩赐。

这条跨越福建与广东两省的河流，也是广东第二大河——韩江上游的一条支流。蕉岭，是这条河进入广东之后流经的第一个县城。

伴随着这条水上物资通道，沿岸形成了不少码头与墟市。鼎盛时期，仅新铺镇，就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小商家一百五十余户。

如今，随着航运衰落，陆路兴起，商贸繁荣的景象成为远去的记忆。

盐米贸易

曾志雄出生在盐米贸易的枢纽——新铺古镇旁，那是在明朝万历年间就存在的贸易集市﹐一度成为闽﹑粤﹑赣三省边区与潮汕沿海贸易中转站商品集散地，曾是粤东北山区繁华的集镇之一。

在互联网的语境下，他用“小重庆，小香港，甚至是秦淮河”来形容繁荣的蕉岭。

年轻的岁月让他无限怀念，他说农耕文化和商贸文化，在石窟河上相互碰撞，才有了蕉岭后来充满诗意的发展。但技术的进步迅速改变了原有的生活方式，从漫长的农耕社会迅速进入智能社会，快速的发展把他的少年和中年割裂开，他只能用文字缅怀过去的岁月。

实际上，世间本无石窟河。

在中国中古时代，潮州沿海地区为盐主产地，而广东、江西交界的内陆地区为大米主产地。根据记载，江西只能买到江淮流域产的淮盐，“质劣价昂”（《宋史·食货志》载）。

为了赣南、闽西的群众能获取广东沿海地区产的食盐，明朝时期，潮州府（非稻米产区）、平远县（当时的嘉应州，即如今的梅州）等多地官府主导开凿石窟河长潭航道，以让南盐北米可以相互流通。

石窟河起源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经过梅州市平远县，自北向南贯穿蕉岭，最终在梅州市梅县区汇入梅江（韩江上游），可直达潮州、汕头。

因此，自明代至近现代的数百年间，石窟河盐米贸易兴盛，潮州地区生产的海盐，朔江而上卖到梅州和江西地区，这两地产的大米，则顺流而下卖往缺少耕地的潮汕地区。

民间形象称为“盐上米下”。

直到上世纪30年代，这里沿线每天经过的大米有三百石（担）之多，大约相当于三万斤。

曾志雄就在新铺附近的乡村长大，在他的眼中，那儿就是名副其实的“大城市”。大小商家就有一百五十余户。

在曾志雄的记忆中，这些店铺大多“楼下经营、楼上居住”，有些是古朴传统的木板铺面，有些是南洋风格的骑楼，中西合壁，体现了客家侨乡的商贸文化。

这让新铺和当时的黄埔、佛山的港口一样，成为船工、搬运工、挑工、木工、打铁工等工种的聚集地。

在上世纪30年代，当地没有通公路之前，石窟河上每天经过的船舶达600多艘，在新铺夜间停泊的船就达到了200多艘。用曾志雄的话来说，河道的繁荣，养活了一半的新铺人。

为了应对各类工人的跌打损伤需求，蕉岭还流传着张氏正骨术，这些如今变成了当地的非遗技艺。

“50后”与“80后”的碰撞

江水只负责流动，至于形成什么，是人类的事。

曾志雄在重新解构石窟河的时候，想起来在新铺，有拜妈祖的习俗。在客家地区，通常崇拜的是祖先，以及有农耕特点的灶神、土地神等等，妈祖是罕见的。

他觉得这是当地受潮汕文化影响的例证。

蕉岭方志办的副主任郭新辉对这一点忽然有了兴趣，他说自己的爷爷是在石窟河上放排的，奶奶是河上火轮船（汽船）做生意的，两人在水上认识并且结婚。

“航运女神”妈祖对郭主任一家来说，显然比土地神更意义。

航运文化对曾志雄的影响也深入骨髓，他在文章中说，“古镇码头上更有我成长的记忆：一群赤身裸体的孩子从码头上跳进河里……打水仗弹射起来的水线溅到船尾的小厨房里，惹得船娘或船家女孩一阵笑骂声。”

“这是很有意思的生活，”曾志雄说，自己十几岁时就在石窟河上干活，把粮食从上游运到镇上的码头，再肩挑一步步走上台阶。

那时候他心里想的是：这就是我要一辈子干的事吗？

这是一条河流带来的生活以及将要带走的未来，因为通过江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石窟河的航运，一直持续至上世纪80年代，随着陆路交通的兴起以及水电站、水坝的建设，水上运输逐渐式微，以至消亡，这让以河流作为“高速公路”的物流方式逐渐成为历史，沿河墟镇的商品中转、集散功能不断弱化。

曾经繁荣的古镇，走到了过去与未来的分水岭。

蕉岭“80后”温崇文的爷爷，是石窟河上游武平县（蕉岭隔壁县，属于福建）的一名粮商，走村串巷，收粮卖粮。

温崇文的父亲，继承了家里做粮食生意的传统，1987年在蕉岭开设了一家粮业公司。温崇文称自己是“粮三代”，他见证了人工插秧、耕牛犁地等耕作方式，一度进入城市闯荡。

到2005年，他决定返乡创业，原因是不愿意乡村如此凋敝。

温崇文说，如今留在农村的人口年纪偏大，年轻人不愿回来种地，不少耕地撂荒。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收入太低。

“如今种粮，每亩地年收入只有八百到一千元，地薄的农民很难过日子。家有二十亩地，也不及在外打工一年的收入，”温崇文觉得，只有适度规模化，才能提高农民收入，重返往日石窟河的辉煌。

规模化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人种地。按他的话说，现在最合适的人是“被社会鞭打过且对家乡有感情的年轻人”。这样的人，能接受从城市居民到农民的心理落差。

这些被称为“青年农场主”的群体中，“80后”“90后”竟然不在少数。

“城市生活压力太大，当这些家乡的年轻人发现回来种地也有不错的收入时，就有不少人愿意回来。”温崇文说。

和传统的个体农民不同，“青年农场主”是懂农机操作、了解现代农业技术的农民。企业也会定期对他们进行农机、无人机操作的技能培训。

“现在年轻人更容易学习新知识，”温崇文认为，这和最近一二十年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很大关系。

变与不变

蕉岭县城的一个十字路口，开了一家泰式奶茶店，里面有老挝口味的冰咖啡和泰式奶茶。

那家店的男主人十几年前去云南闯荡，积累了或许不少财富。“几乎每年开一家店，虽然都倒闭了，但我还有钱回老家重新开始。”

这家店的女老板，是他在云南结识的傣族姑娘。奶茶店开业的那天，是傣族泼水节的第一天，相当于汉族的除夕。“我就是想和老公到他的家乡生活下去，在广东，这不难呀。”

做大米生意的温崇文也说，“青年农场主”年收入基本超过20万元，甚至高于他们外出打工的收入。

一个城市的发展的优劣，说到底是城市个体的生活感受。

温崇文所在公司参与经营着广东省级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我们有自己的富硒大米品牌，也入驻了电商平台，也开始了直播带货。”实际上，蕉岭的历史使命仍在延续，不过是运输方式，从水路，变成了陆路。

但这样的转变让曾志雄偶尔会陷入矛盾，他希望乡村振兴，也会感慨那些老行当的消逝。他认为，水路和陆路对地方的改变，是因为陆路所体现的效率观念，让人们做事变得急功近利，进而导致他反感的“暴发户”心理。

可他也知道，过去的乡村生活是过眼云烟。人们要生活、要赚钱，很难像以前物质匮乏时一样，过一种低欲望的生活。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这是一种怀念，也是一种无奈，”曾志雄执着地撰写着一篇篇老房子、老渡口、老码头的文章，试图给下一代留下河流文化的记忆，留下乡村生活的本来面目。

当然，他也认同乡村需要现代产业，他说，或许以后的农民都是农业工人，乡村也必须依托城市才能发展。

回不到过去，只能向前看。

在这件事上，曾志雄和温崇文两人有一致的看法。曾志雄也相信，乡村会以一种新的姿态回归。

不过，以河流文化为代表的乡土仍然在影响着一代代蕉岭人。

对温崇文来说，尽管现在“青年农场主”缺口很大，但他不愿招募外地人过来种地。他说，外地人对土地没有感情，种不好家乡的地。

“客家人沿河建起家园，把自我保护的意识融进了血液里。”曾志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