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人口关系国家繁荣和民众福祉，与资本、技术共同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人口因素大部分时期变化缓慢，但在转折期变化加快，势大力沉。当前中国人口因素从慢变量变成了快变量。全球人口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人口爆发期正在临近尾声。

核心观点

数据说明：联合国通过新获取的数据不断对人口估计和预测值进行修正，近几年版本逐渐调低世界人口预测，但是相较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等组织的预测，仍然倾向于高估。历史数据估算偏差、预测方法局限、人口问题认知偏差等问题均使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不准确，但考虑到联合国提供的人口数据涵盖国家多，且包括生育、死亡、移民等多方面数据，本报告主要参考联合国人口司的历史估计数对世界人口形势进行分析，未来预测将结合IIASA和IHME两个机构的相关预测进行分析。

1）总量：高增长转为低增长，且人口重心逐渐南移。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其中，中方案、动量方案、固定死亡率方案、低方案预测世界人口分别在2100、2074、2066、2054年达峰值109亿、93.2亿、95.1亿、89.2亿人。IIASA和IHME的中方案预测世界人口分别在2070年、2061年达峰值96.8亿和97.3亿人。

2）生育：由于二战后补偿性生育，1950年世界总和生育率短暂上升后进入下降通道，21世纪后世界总和生育率降幅放缓，各地区生育水平变动情况出现分化 ，欧洲是总和生育率唯一正增长地区。非洲和伊斯兰国家总和生育率分别为4.3和3.6，按照不变生育水平预测，2100年非洲总人口占比为58.6%。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世界偏低水平。现阶段全球低生育率主因是功利性生育消退、生育基础削弱、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上升。

3）结构：亚洲受“父系血统”逻辑影响，男女性别比最高，欧洲受二战影响性别比最低，至今未恢复平衡；老龄化水平加速，世界人口结构将从青少年型变为中老年型。日本、意大利等21国已进入“超级老龄化”，中国面临老龄化加速、“未富先老”挑战。

4）移民：超6成国际移民在欧亚，美国是最大迁入国，接收近20%移民，印度为最大迁出国。

5）城市化：目前进入减速增长阶段，亚非将成未来30年城市化主力，提供超80%新增城镇人口。

6）收入分配：全球分配不均程度加剧，疫情期间宽松货币加剧财富分配不均，2020年全球12.2%的人口拥有超八成财富，调节收入分配成为各国公共政策重要选项。

目录

1 数据说明

1.1 不同组织对世界和各国人口的预测情况

1.2 历史数据估算偏差、预测方法局限、人口问题认知偏差均使人口预测结果不准确

2 总量：世界人口由高增长转为低增长，且重心逐渐南移

2.1 趋势：高增长转为低增长，世界人口或在2100年之前达峰值

2.2 分区域：人口重心逐渐南移

3 生育：超40%的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少子”、“晚育”成趋势

3.1 生育情况：1960年代开始世界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21世纪开始降幅放缓

3.2 分区域：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世界偏低水平，且21世纪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

3.3 影响因素：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文化和宗教差异

4 结构：世界男女性别比逐渐提升，老龄化加速

4.1 性别：男性新生儿增加带动世界男性人口占比增加，亚洲性别比最高，男性占比维持在51%以上

4.2 年龄：世界人口老龄化加速，日本、意大利等21国进入“超级老龄化”

5 移民：超6成国际移民在欧亚，美国是最大迁入国

5.1 国际移民存量：超60%移民在欧洲和亚洲，大洋洲和北美洲是移民大洲，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5%

5.2 国际移民流向：美国、印度分别是最大的移民迁入、迁出国

5.3 移民对迁入和迁出国的经济文化的影响

6 城市化：进入减速增长阶段，亚非将成为未来30年城市化主力

6.1 城市化进程：预计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占2/3，城市人口向大城集聚

6.2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亚洲地区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非洲地区领先于经济发展

7 收入分配：全球分配不均程度加剧，12.2%人口拥有超八成财富

7.1 收入和财富分配历程：由加剧、改善到再加剧

7.2 货币超发、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收入分配制度及机制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因

正文

1 数据说明

1.1 不同组织对世界和各国人口的预测情况

人口预测数据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宏观发展战略规划所需的基础数据。无论是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所倡导的调节人口数，还是诸子百家争辩“大国众民”亦或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世界各国在战略层面从未停止过对人口的预测规划与调控。近年来，人口与资源矛盾、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等问题不断突出，如何对未来人口变动趋势做出准确判断不仅是人口学领域的研究重点，而且关系着世界各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大计。在此背景下，若干国际组织或研究机构基于不同预测方法对世界人口进行预测，当对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遥远的生育率和人口数量变化进行预测时，难免产生激烈争论。

联合国通过新获取的数据不断对人口估计和预测值进行修正，近几年的《世界人口展望》调低了世界人口预测值，但相较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等组织的预测，仍倾向于高估，联合国最新中方案预测全球人口将在本世纪末达峰值109亿，IIASA、IHME中方案预测世界人口分别在2070年、2061年前后达到峰值96.8亿、97.3亿人。联合国人口司自1963年起对各国的人口进行预测，每5年修订一次（1980年改为每2年修订一次），目前已经更新到《世界人口展望2019》（WPP2019），包括235个国家和地区1950-2100年的人口估计数和预测数，新版预测数据将于2022年5月发布。2015、2017版WPP的中方案预测到2100年世界人口分别为112.1亿、111.8亿人，2019版继续调低全球人口预测，认为世界人口将在本世纪末达峰值约108.8亿人。近年，一些团队试图针对人口预测进行优化。比如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从2014年开始自主预测世界人口，其中中方案预测世界人口在2070年前后将达到93.8亿人的峰值，直至本世纪末下降至89.5亿人，2018年将峰值调高至96.8亿人；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人口预测的中方案认为全球人口将于2061年达到峰值97.3亿人，然后开始下降，到2100年下降至87.9亿人。

从各组织对中国人口的预测看，近几年联合国调高了对中国人口的预测，并且相比IIASA、IHME等组织倾向高估中国人口。联合国2015、2017、2019版WPP的中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分别在2028、2029、2031年达峰值14.2亿、14.4亿、14.6亿人，每版对人口峰值调高2000万左右。IIASA、IHME中方案预测中国人口分别为2025、2024年左右达峰值14.3亿、14.3亿人，低于联合国的预测。

1.2 历史数据估算偏差、预测方法局限、人口问题认知偏差均使人口预测结果不准确

人口预测偏差主要源于历史数据估算的不准确和预测方法的局限，预测人口的关键在于总和生育率的预测，联合国预测总和生育率时没有考虑教育水平的变化，使预测结果大打折扣，其预测世界总和生育率在2065年左右达更替水平（2.1），晚于其他机构；从中国人口数看，一方面联合国对1960、2000、2020年中国过去总和生育率分别高估37.3%、32.8%、30%，另一方面，联合国对未来中国总和生育率的预测较其他组织高20%左右，使得其高估中国人口。第一，历史数据的估算偏差会直接影响对未来预测的准确性，可能会使其高估人口数。《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1950-2020年的人口数据是直接来自各国统计局，其中约一半的地区没有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联合国需对难以获取的数据进行估计，对历史数据的估计准确性直接影响对未来预测数据的准确性。第二，预测方法影响预测结果准确性，对生育率的高估使其对人口数高估。联合国人口预测使用贝叶斯分层模型方法，基于人口转变理论对过去各国的生育、死亡、迁移参数分别建模，建立每个参数的概率分布，依据不同国家所处的人口转变阶段以及历史变化轨迹推断未来轨迹。预测人口的关键在于生育率的预测，联合国对生育水平预测基于生育转变理论，使用贝叶斯分层模型并考虑年龄因素对未来生育情况做出预测；IIASA团队人口预测除了考虑年龄外还考虑教育水平因素，并根据 550 多名人口专家的意见，对世界不同地区未来生育率等变量进行假设;IHME团队把教育水平和避孕药使用作为生育的两个驱动因素纳入预测中，并参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来模拟未来生育水平。 从世界人口预测看，联合国、IIASA、IMHE预测世界总和生育率实现更替水平的时间分别为2065年、2040年、2030年左右。 从联合国对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历史估计数看，联合国估计的1960、2000、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5.48、1.62、1.69，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别为3.99、1.22、1.3，分别高估37.3%、32.8%、30%。 生育率平均高估30%意味着对下一代的出生人口数要高估30%，对两代人后的出生人数高估69%，对三代人后的出生数要高估一倍以上。从联合国对中国总和生育率未来预测数看，2025、2030、2035年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中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1.72、1.73，逐渐增加，而IIASA预测均为1.4，IHME预测分别为1.44、1.42、1.42，逐渐递减，可见联合国对中国生育水平存在高估。

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与实际的偏差也会导致对人口预测的不准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以发展、环境、女性权利等形式致力于降低发展中国家生育水平，因此在预测人口时会有高估倾向。联合国人口司与联合国系统和各机构、基金等其他机关合作执行人口工作方案，其中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是行动机构，成立初衷是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人口控制的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尔萨斯。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呈算术级数增长，为了避免让饥荒、战争、瘟疫等成为解决人口和粮食矛盾的方式，必须节制人口。1820-1913年，随着经济和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欧洲裔人口占比从23.7%增至33.9%，期间，欧美和俄国势力通过海外殖民或陆地扩张，迅速取得全球主导地位。一战后，欧洲裔人口增长势头逆转，1921年哈佛历史学家Stoddard预测，其他民族人口增长势头将超过欧洲裔。1950年代，美国担心亚洲人口快速增加，开始关注这些国家人口形势。1959年，由Draper将军主导的评估美国军事援助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发挥作用，降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1965年，Draper等人在华盛顿成立“人口危机委员会”，鼓动美国政府介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计划，后更名为人口行动国际（PAI），目前仍在运作，其提倡的节育经济学中指出节育对美国有利，每在计划生育投资1美元，美国就会为其他发展项目节省两倍资金。1967年联合国提议成立基金来应对人口增长问题。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呼吁联合国在人口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同年联合国人口基金成立，呼吁实现所有人的生殖权利，满足女性节育需求。1972年，美国环境学家Meadows向由西方70位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提交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短缺、资源耗竭和污染加剧，工业经济将走向崩溃。直到1980年代，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被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是不断累积技能的人力资源乃至技术创新和进步的根源。随着人们对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认识趋于深刻，人口控制思潮逐渐没落。我们无法将联合国高估完全归因于其对人口问题的认知，但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了解当时的国际背景。

人口科学及统计科学发展至今，人口预测仍然是难点。在数据方面，联合国数据有局限性，但其提供了20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历史估计数和未来预测数，并且包括生育、死亡、移民的数据，较全面。本报告主要参考联合国人口司的历史估计数对世界人口形势进行分析，未来预测情况将结合IIASA和IHME两个机构的相关预测进行分析。

2 总量：世界人口由高增长转为低增长，且重心逐渐南移

2.1 趋势：高增长转为低增长，世界人口或在2100年之前达峰值

公元元年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阶段和由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变的过渡阶段，2020年世界人口总量约77.9亿。

1）公元元年-1770年：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低增长阶段。世界人口数量由不足2亿缓慢增至8亿，年均增速低于1‰，受经济和医疗条件所限，人类平均寿命较低，但缺乏可靠数据，根据史学家研究，1400年之前欧洲人平均寿命不足50岁，清代中国人平均寿命仅33岁。

2）1770-2000年：高出生率、低死亡率的高增长阶段。1770-1950年人口由8亿快速增至25亿，年均增速6.4‰，1950-2000年人口由25亿增至61亿，年均增速达18‰。从死亡率看， 工业革命后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带来生活和医疗条件改善，死亡率大幅降低，1950-2000年粗死亡率由19.1‰降至8.5‰，婴儿死亡率由14%降至4.9%，人类预期寿命由1950年的45岁（男）、48岁（女）增至2000年65岁（男）、69岁（女）。从出生率看，1950-2000年粗出生率由36.9‰降至21.0‰，保持在较高水平。

3）2000年以来：由高增长向低增长转变的过渡阶段。2000-2020年，世界总人口由61亿增至78亿，年均增速降至12‰，人口粗死亡率保持在8‰左右的较低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健康水平提高，婴儿死亡率已降至2.9%的极低水平，但人们生育意愿下降，人口粗出生率由21.0‰降至18.5‰。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对人口规模有9个预测，其中中方案、动量方案、固定死亡率方案、低方案预测世界人口分别在2100、2074、2066、2054年达峰值109亿、93.2亿、95.1亿、89.2亿人。IIASA和IHME的中方案预测世界人口分别在2070年、2061年达峰值96.8亿和97.3亿人。

2.2 分区域：人口重心逐渐南移

分区域看，21世纪之前，世界人口主要聚集在亚洲和欧洲，此后人口重心逐渐南移；1950-2020年亚洲为世界人口主要增长极，增量占比61.5%；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预测2020-2100年90%以上的世界人口增量在非洲。

从人口占比看，1950年亚洲、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分别为55.4%、21.7%，世界十大人口大国有8个在亚欧大陆，非洲人口占比仅9%。21世纪以后，欧美发达国家进入低增长阶段，人口粗出生率和死亡率均低于13‰，而非洲处于高增长阶段，世界人口格局重新洗牌。2020年世界59.5%的人口聚集在亚洲，欧洲人口占比降至9.6%，非洲占比升至17.2%，非洲国家尼日利亚成为第七大人口大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均退出人口前十大国。

从人口增量看，2020年之前亚洲为世界人口主要增长极，1950-2020年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大洋洲分别贡献世界人口增量的21.2%、61.5%、3.8%、9.2%、3.7%、0.6%。

从预测数据看，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方案预测，2020-2100年非洲、亚洲总人口占比将由17.2%、59.5%变为39.4%、43.4%，若按照不变生育率预测，2100年非洲、亚洲总人口占比为58.6%、31.8%，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将聚集在非洲；从人口增量看，2020年之后非洲为世界人口主要增长极，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2020-2100年非洲将贡献世界人口增量的95.4%。

具体国家看，2015-2020年世界人口年均减量最多的10国分别为委内瑞拉、日本、叙利亚和乌克兰等欧洲7国，日本和南欧国家面临“低生育陷阱”，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而委内瑞拉和叙利亚则是因贫穷、战乱导致人口外流，东欧国家人口出生率低叠加外流至西欧北美等地区，总人口呈负增长。当前已经有约21国面临人口自然负增长，包括日本、意大利、德国等发达国家，其中德国移民支撑总人口维持增长态势，日本和意大利总人口均为负增长。联合国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口为14.4亿（七普数据为14.1亿），占亚洲的31%，世界的18.5%。若按照不变生育率预测，到2030、2050、2100年中国总人口将为14.6、13.9、9.9亿，占亚洲比例分别为29.2%、25%、14.5%，占世界的16.9%、13.2%、4.6%。若按照国家统计局估计的1.3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将降到7亿以下，人口优势下降。

日本生育率长期低迷，是世界上少子老龄化最严重国家，人口问题已上升至“国难”，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美国因人而兴，人口助推美国经济腾飞，20世纪60年代美国进入低自然增长阶段，移民支撑人口维持稳定增速，但是作为最大的移民接收国，种族问题仍存；近70年中、印、美一直是世界人口前三大国家， 印度将在10年内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参考“泽平宏观”《中国人口报告》、《美国人口报告》、《日本人口报告》、《德国人口报告》等）

3 生育：超40%的国家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少子”、“晚育”成趋势

3.1 生育情况：1960年代开始世界总和生育率快速下降，21世纪开始降幅放缓

由于二战后补偿性生育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世界总和生育率短暂上升，此后进入快速下降的30年，21世纪后世界总和生育率降幅放缓，各地区生育水平变动情况出现分化。

1）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绝大多数发达地区出现“二战后补偿生育”。世界总和生育率维持在5左右，西欧和北欧大部分国家平均总和生育率回升至更替水平以上，达2.7；北美洲和大洋洲发达国家总和生育率达3.7；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水平也有所回升，由于发生在二战后，故被称为“二战后的补偿性生育”。

2）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世界各地生育率均大幅下降，欧洲、北美洲降至更替水平之下，其他地区仍在更替水平之上。从生育水平看，世界总和生育率从5降至2.7，其中非洲总和生育率从6.7降至5.3，仍处较高水平，欧洲、北美洲分别从2.6、3.5降至1.4、2.0，均在更替水平之下，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总和生育率分别从5.7、5.9、4.1降至2.5、2.7、2.5，仍在更替水平之上。 从生育水平变动情况看，世界总和生育率降幅接近50%，其中亚洲、拉丁美洲总和生育率降幅超过50%，分别为55.2%、54.4%；欧洲和北美洲总和生育率降幅在40%-50%之间，非洲和大洋洲总和生育率降幅低于40%，分别为21.2%、39.6%。

3）21世纪后，世界总和生育率降幅放缓，各地区生育水平变动趋于分化，欧洲是唯一的总和生育率正增长地区，增长率为14.2%。从生育水平看，世界总和生育率从2.7降至2.4，其中拉丁美洲从2.6降至2，降至更替水平以下；非洲从5.3降至4.3，仍在更替水平之上；亚洲从2.5降至2.1；北美洲和大洋洲总和生育率先小幅上行后分别降至1.7、2.3；欧洲总和生育率从1.4增至1.6，但仍在更替水平之下。 从生育水平变动情况看，世界总和生育率增长率为-9.6%，其中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北美洲、大洋洲增长率分别为-23.8%、-17.4%、-15.6%、-11.3%、-5.5%，仅欧洲总和生育率正增长，增长率为14.2%。

3.2 分区域：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世界偏低水平，且21世纪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

2020年约93国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主要包括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所有欧洲、北美洲国家，其中21国陷入“低生育陷阱”，韩国总和生育率为世界最低。2020年35国总和生育率高于4，其中91%的国家来自非洲；93国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占比45.8%，主要包括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和所有欧洲、北美洲的国家，其中韩国、新加坡等21国已进入总和生育率小于1.5的“低生育陷阱”。

按照总和生育率水平以及21世纪后的生育水平变动情况，可以将国家分成五类：

一是，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且小幅上升的国家，以意大利和日本为例，21世纪后总和生育率在1.3左右，且2000-2020年 总和生育率增幅在3%左右；

二是， 总和 生育率在1.3左右，随后大幅上升的国家，以俄罗斯、爱沙尼亚、德国为例，2000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4、1.32、1.35，2000-2020年 总和生育率增幅在19%以上；

三是， 总和 生育率一直在1.3以上，且小幅增加的国家，以法国、英国为例，其总和生育率一直在1.5以上，且增幅为个位数；

四是， 总和 生育率一直在1.3以上，且有所下降的国家，以美国为例，2000年总和生育率为2.0，2000-2020年降幅为12.1%；

五是， 总和 生育率一直在极低水平，且大幅下降的国家，以韩国、新加坡为例，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2000-2020年降幅分别为19.7%和15.9%。

中国总和生育率处于世界偏低水平，且21世纪以来一直在低位徘徊。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相对越低，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5-2020年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低收入经济体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7、1.9、2.7、4.5。但是中国却是例外，2021年总和生育率为1.15，比高收入国家低。 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总和生育率快速降至更替水平之下，伴随经济快速发展、房价高企、教育成本上升，中国养儿成本指数攀升，降低后续生育政策放宽效果，使总和生育率一直在低位徘徊。

从生育政策看，建国以来中国经历了从鼓励生育到控制生育到放松生育阶段，1970年代开始中国开始控制生育，生育权逐渐从家庭转移到政府手中，联合国数据显示，1970-199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从5.8降至1.5，下降74%。近年，我国逐渐放松生育政策，2016年全面二孩、2021年全面三孩，生育自主权逐渐回归家庭，但是仅放宽生育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从房价看，根据Numbeo数据显示，2021年6月全球前十大高房价城市，中国已占近一半，并且北上广深中心房价收入比分别为41、32、28、32，远高于纽约、伦敦、东京的7、10、10，中国城市家庭对房价支付能力较弱。（参考“泽平宏观”《全球一线城市房价比较》）

从教育成本看，根据前程无忧发布的《2019国内家庭子女教育投入调查》，有39%的家庭子女教育年支出消费额占年收入超过20%，且子女越低龄支出越高，而OECD国家福利高，平均净托儿费用仅占收入的14%。并且中国独特的高考制度使家长消耗大量精力陪考，生育机会成本相对更高。 根据育娲人口2022年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中国抚养成本/人均GDP为6.9，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

3.3 影响因素：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文化和宗教差异

我们根据驱动生育水平下降主导因素的变化，可以将生育水平划分为四个阶段：1）高死亡率驱动阶段，人们需要以高生育率抗衡高死亡率，总和生育率多在6以上；2）死亡率下降驱动阶段，人们认识到低生育率也能保证收益最大化，总和生育率从6以上降到3左右；3）功利性生育消退阶段，人们的生育行为更接近情感需求，并重视子女质量提升，总和生育率大致从3降到2左右；4）成本约束的低生育率阶段，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2.1以下，低于意愿生育水平。

世界人口总和生育率在1977年降至4.0以下，1993年降至3以下，2020年降至2.4，联合国预测2065年左右将跌破更替水平2.1。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即使在总和生育率极低人群中，女性平均希望有两个孩子， 现阶段低生育率正在由死亡率驱动向功利性生育消退和成本约束驱动的转变，生育基础削弱、生育的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上升是影响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参考“泽平宏观”《中国生育报告》）

1）全球面临结婚少、结婚晚、婚后晚育趋势，同时单身主义、丁克以及同性婚姻被接受程度提升和避孕药的普及也会削弱生育基础。从结婚率看，近年来各国结婚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在亚洲，中国结婚率在2013年见顶回落，2013-2019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6.8‰、日本近20年结婚率持续下降，2001-2020年粗结婚率从6.4‰降至4.8‰；在欧洲，自1960年以来总体粗结婚率呈下降趋势，2010年开始有所分化，女性地位高、福利高的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结婚率有所上升，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国家结婚率继续下行，2019年粗结婚率在3.5‰以下，低于北欧国家的5‰左右。北美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结婚率自1970年代开始下降，从10.8‰、9‰降至6.5‰（2018）、4.4‰（2008）。从结婚年龄看，近年来各国结婚年龄整体上行，在较富裕国家趋势更明显。OECD数据显示，1990-2019年日本、德国、加拿大、丹麦女性初婚年龄从25.6、21.6、25.2、25.9升至33.9、29.4、32、32.7岁，男性从28.4、28.2、27.6、30.5升至31.2、34、31.1（2008）、35.1岁。从生育年龄看，1950-2000年，世界平均生育年龄由29.2岁下降至27.5岁；2000-2020年，世界平均生育年龄升至28.1岁，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晚育。另外，单身主义、丁克以及同性婚姻被接受程度提升、避孕药等的普及也会削弱生育基础，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数据，2020年世界上已经有29国承认同性婚姻合法。

2）从生育成本看，一方面生育阻碍女性的人力资本积累与职业发展，导致生育机会成本增加。在学历“内卷”的时代，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1970年至2019年高等院校女生入学占比由8.2%增加至41.7%，技术进步解放体力劳动，更多女性能参与劳动市场，但是性别不平等会影响生育意愿。OECD数据显示，2018年OECD国家中全职男性员工收入中位数比女性高12.8%，其中极低生育水平国家韩国全职员工收入性别差距高达34.1%，日本则为23.5%，而总和生育率回升至1.8的北欧国家丹麦、瑞典全职员工收入性别差距仅4.9%、7.1%。OECD国家数据显示，男女劳动参与率差异越小，总和生育率越高。 另一方面，育儿成本高昂抑制生育行为。婴幼儿照料占据家庭大量时间成本和财务成本，OECD国家通过政府新建托幼机构和鼓励私营托幼机构发展来支持生育，2018年OECD国家大部分0-2岁入托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6.0%，且入托率越高，生育水平越高。同时，OECD国家还发放生育经济补贴。2017年大部分OECD国家家庭福利开支占GDP比例在1%-4%，其中法国为3.6%、比重最高。家庭福利开支比例与生育水平成正比，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 整体看，北欧国家家庭福利支出占比普遍高于南欧和亚洲其他发达国家，生育水平也相对较高，2015-2020年北欧、南欧、东亚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1.4、1.7。

3）婚育文化和宗教也会影响生育水平。东亚信奉儒家文化，非婚生育占比低，欧美发达国家更崇尚自由、开放，非婚生育占比高；同时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生育水平相对高。从文化方面看，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对婚育问题更崇尚自由选择，欧美文化圈内“非婚生育”更多地被接受，西方国家在立法时也开始维护婚外同居者权益，2019年北美、欧洲地区非婚生育占比超过40%。东亚长期受儒家文化影响，婚姻观传统，大多数国家中非婚生育往往是被禁止甚至被唾弃，非婚生育接受度极低，2019年美国的拉美裔黑人、拉美裔白人、亚裔非婚生育占比分别为70%、28.2%、11.7%，亚裔非婚生育占比最低。从宗教方面看，伊斯兰国家生育率高于非伊斯兰国家，2020年伊斯兰国家总和生育率均值约为3.6，非伊斯兰国家总和生育率 均值约为1.3。伊斯兰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较低。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生育水平和人均GDP呈负相关，其中伊斯兰国家的回归线要高于东亚国家，说明伊斯兰妇女生育水平在同等经济水平下高于东亚国家。

4 结构：世界男女性别比逐渐提升，老龄化加速

4.1 性别：男性新生儿增加带动世界男性人口占比增加，亚洲性别比最高，男性占比维持在51%以上

世界人口性别比呈上升趋势，2020年为101.7，亚洲受“父系血统”逻辑影响，“重男轻女”思想仍存，性别比最高；欧洲受二战影响男性伤亡较多，性别比最低，至今未恢复平衡。1950-1958年，世界男性人口数略少于女性，性别比在99.6-100.0之间；1958-2008年，性别比由100.0上升至101.7；2008-2020年性别比保持在101.7左右。1950-2020年世界男性出生人数比女性多2.8亿，男性死亡人数比女性多2亿，世界性别比近年来不断增加是由于新生儿男性数量增加抵消了寿命较低的负影响。

分洲看，亚洲、大洋洲男性人口多于女性，其中亚洲性别比最高，1950-2020年性别比保持在105左右，受男性血统传宗接代、子随父姓、“男主外、女主内”等观念的影响；大洋洲性别比呈下降趋势，2020年性别比100.2。非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男性人口数略低于女性，2020年性别比分别为99.9、96.8和98.0。欧洲男性人口数远低于女性，受二战影响男性伤亡较多，1950年欧洲性别比近87.6，2020年恢复至93.4，还未恢复平衡。根据联合国数据，亚洲妇女在国民议会中所占席位的比例仍较低，2021年为19.8%，远低于北美和欧洲的28.3%和31.8%。

分国家看，世界上性别比超过110的有卡塔尔、阿联酋等1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6个在西亚，5个在中东，石油国家体力劳动依靠男性，引进劳动男性移民比例高也会提升整体性别比，其他的分布在南亚和非洲地区。性别比最低的1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拉脱维亚、立陶宛等5个欧洲地区，马提尼等4个拉美地区和尼泊尔。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1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西欧和北美性别差距最小，已实现超过76%的性别平等，拉美和东欧中亚地区超过70%，东亚和太平洋地区68.9%，中东和北非仅60.9%，性别差距仍较大，按照目前速度西欧需要52年消除性别差距，而中东和北非还需要142年。整体看全球教育和健康方面性别差距较小，已经消除超95%差距，但政治参与和经济地位方面仍任重而道远。

4.2 年龄：世界人口老龄化加速，日本、意大利等21国进入“超级老龄化”

世界人口从2005年开始进入老龄化，2015年后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口红利”消逝，老年人口占比增速由每年不到0.1个百分点增至0.2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值65.6%之后开始下降，预计本世纪末老年人口占比将达到22.6%。

1）1950-1970年，少儿人口（15岁以下）占比迅速增加，由34.3%增加至峰值37.5%，其中68.7%的新增少儿人口来自亚洲；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占比降低，由60.6%降低至57.2%；老年人口（65岁以上）占比在5.0%-5.3%之间波动。

2）1970-2015年，少儿人口占比下降至26.2%；随着1950-1970年出生人口年龄不断增加，“人口红利”显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至峰值65.6%，其中亚洲“人口红利”最明显，此阶段世界劳动年龄人口增量的66.7%发生在亚洲；老年人口占比保持较低水平，由5.3%缓慢升至8.2%，每年增长不到0.1个百分点，世界人口进入老龄化阶段。

3）2015年以后，世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极大变化，老龄化加剧，人口结构将由青少年型转为中老年型。2015-2020年老年人口占比由8.2%上升至9.3%，每年增长0.2个百分点。 根据联合国中方案预测，世界人口分别在2040、2080年左右进入“深度老龄化”、“超级老龄化”阶段；根据IIASA预测，分别在2040、2060年左右进入“深度老龄化”、“超级老龄化”阶段。

分区域看，欧洲和北美洲已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预计大洋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将在2025年后陆续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020年，非洲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仅56.1%，随着少儿逐渐进入工作年龄，非洲人口红利将逐渐显现。非洲老年人口占比最低，为3.5%，未进入老龄化；亚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老年人口占比分别为8.9%、9.0%和12.8%，已经进入老龄化；北美洲和欧洲人口老龄化最严重，老年人口占比分别达16.8%和19.1%，进入深度老龄化。根据联合国预测，亚洲进入老龄化速度将快于欧洲和北美洲的速度。

分国家看，日本、意大利等21国已进入超级老龄化阶段，西班牙等36国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大部分为西欧发达国家；中国面临“未富先老”问题，目前还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日本是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8.4%，除日本外，意大利、葡萄牙、芬兰等21国老年人口占比高于20%，西班牙、比利时、瑞士等36国老年人口占比处于14%-20%之间，进入“深度老龄化”，大多为西欧发达国家。

从老龄化速度看，日本从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用了24年、德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126年，中国预计只用约22年；从深度老龄化到超级老龄化日本用了约13年、德国用了36年、法国用了28年。

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看，发达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韩国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在1986、1988、1991、1992、2007、2009、2013年见顶，中国、巴西分别在2010、2018年见顶，但是当时的人均GDP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人口红利消逝，中国较早面临老龄化加快、“未富先老”挑战。

从抚养比看，2020年发展中国家巴西、中国和发达国家韩国人口抚养比分别为43.5%、42.2%、39.5%，尚处人口机会窗口期。

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国际经验表明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与GDP增速一定程度正相关，日本伴随着劳动人口见顶，人口红利消逝，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韩国经济走势和劳动人口增速也基本一致。随着老龄少子化趋势加快，社会创新活力将受到限制、社会负担将加重、经济潜在增速将下降。

5 移民：超6成国际移民在欧亚，美国是最大迁入国

5.1 国际移民存量：超60%移民在欧洲和亚洲，大洋洲和北美洲是移民大洲，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5%

近年来国际移民存量逐渐增加，1970-2020年移民存量占比从2.3%增至3.6%，其中全球有超60%的移民在欧洲和亚洲，近20年亚洲移民占比逐渐增加、欧洲移民占比下降；大洋洲和北美洲的移民占人口总量比例高，是移民大洲。从移民总量看，1970-2020年全球移民存量从0.8亿增至2.8亿，占比从2.3%增至3.6%，一方面得力于交通设施的便利化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和平年代和经济全球化，跨境投资和生产带来工作移民。从移民存量结构看，1990-2020年20-64岁工作年龄的移民占比从69%增至73.2%，期间一直维持在70%以上。由于动荡和冲突叠加疫情影响，2020年国际移民中难民占比为12%，为近20年来新高。从移民分布看，2020年，欧洲、亚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移民存量占比分别为30.9%、30.5%、20.9%、9%、5.3%、3.3%，世界60%以上的移民存量在欧洲和亚洲，2000-2020年，亚洲移民存量占比不断上升，而欧洲和北美洲逐渐下降，欧洲和北美洲地区执行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亚洲国家经济增长提升移民“性价比”。从移民占总人口比重看，大洋洲、北美洲为移民大洲，2020年移民占各区域总人口比分别为22%和15.9%。

5.2 国际移民流向：美国、印度分别是最大的移民迁入、迁出国

国际移民普遍流向高收入国家，截至2020年约有64%的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地区；居住在美国的移民超5000万，占全球移民总量的约五分之一；从印度迁出移民超过1700万人，印度为最大迁出国。从迁入和迁出国来看，最大的移民迁入国是美国，截至2020年有5063.3万国际移民居住在美国，占总量的19%，其次是德国和沙特阿拉伯，分别为1576.2万和1345.5万；印度为国际移民的最大来源国，截至2020年从印度迁出人数达1787万。其次是墨西哥、俄罗斯和中国，分别有1118.6万、 1075.7万和1046.1万，最大的移民通道往往是从发展中国家到更发达的经济体。从近五年的净移民看，2015-2020年净迁入前五的是美国、德国、土耳其、英国、加拿大，净移民量分别为477.4、271.9、142、130.3、121万人，净流出前五的分别为委内瑞拉、印度、叙利亚、孟加拉国、中国，净迁出分别为326.6、266.3、213.7、184.8、174.2万人。

5.3 移民对迁入和迁出国的经济文化的影响

对于迁入国，移民能够缓解劳动力短缺、增加人才、提高创新力，但存在文化融合问题；对于迁出国，其能获得侨汇、发行侨民债券，并能获得侨民的直接投资。

5.3.1 迁入国：缓解劳动力短缺、增加人才、提高创新力，但也存在文化融合问题

1）对于迁入国而言，移民是劳动力的重要补充。第一，移民可以提供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根据联合国移民数据显示，2015-2020年高收入国家净移民占人口增加总数的63.7%，大量劳动力来自移民，并且移民年龄结构较年轻，2020年世界移民存量中，44岁以下占比超过60% 。第二，高技术移民能够提高创新力。美国籍诺贝尔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5.8%为国际移民，并且2006-2012年间，美国新创建的工程技术公司中四分之一的主要创始人是移民。 第三，移民同样在文化、政治方面有贡献。一方面移民和人口的流动促进现代食品体系发展、丰富国内饮食文化。另一方面在政治方面的贡献具体取决于各国的政策环境。根据联合国《世界移民报告2020》显示，世界上有五个国家赋予无国籍移民在国家选举中投票权，分别为智利、厄瓜多尔、马拉维、新西兰和乌拉圭，要求居住时间在1-15年不等，但是在海湾国家移民工人众多，却不能寻求工人权力。

2）迁入国引进低质量移民也会拖累对经济增长，OECD国家移民和当地居民财政贡献比普遍低于1。高福利国家负担移民的福利保障，却难以收回与当地人对等的财政回报。比利时国家银行的报告显示，由于移民的低就业率，移民相对当地人有较低的财政贡献。根据OECD数据显示，仅葡萄牙移民财政贡献比大于1，爱沙尼亚、西班牙、奥地利的移民财政贡献比小于0.8。同时移民就业率低于当地人，会增加总体人民的失业率。所以移民虽然增加人力，但是如果移民的人均产出低于本土人民，也会拖累经济增长。

3）移民也带来了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挑战，成为社会治理问题。一方面，由于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移民群体易发起反抗运动。虽然美国近年来接收的亚洲、中南美洲以及非洲的移民持续增长，但少数族裔在政治地位、教育、就业等方面仍处弱势地位，种族矛盾突出，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2018年美国有资格选民中的白人占67%，黑人和拉美裔各占13%，亚裔占4%。美国种族矛盾起源于15世纪的黑奴贸易，尽管南北战争实现黑人解放，但未能根本解决黑人社会地位，美国接连出现洛杉矶大骚乱、“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等反种族歧视运动。 另一方面，外来移民增加了高福利国家的财政支出、挤占当地公民的就业机会，会引起当地人的“反移民运动”。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吸引大量移民，占比从1990年的6.9%上升到2019年的11.0%。2015年以来中东、北非局势动荡，大量难民涌入欧洲，而随之频发的恶劣治安事件和恐怖袭击威胁社会稳定，扰乱经济活动秩序。欧洲本地人认为外来移民经济贡献低、损害经济发展，却得到政府财政补贴，损害本地人的利益，也会由此产生反移民情绪。

5.3.2 迁出国：移民通过侨汇、侨民债券和直接投资为来源国经济做贡献

中低收入国家作为移民主要迁出国，接收全球一半以上的侨汇， 2019年其侨汇收入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两倍多。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全球侨汇收入合计6542亿美元，其中中低收入国家侨汇收入为3445亿美元，占全球的52.7%。中低收入国家是主要人口迁出国，接收侨汇金额远超其外国直接投资，在2019年其外商直接投资约1623亿美元，不足侨汇收入的一半。 同时侨民债券是成本较低的募资方式。政府既可以从国外居民那里获得优惠利率贷款，同时海外公民也有机会参与原国家建设。2017年尼日利亚发行3亿美元的侨民债券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色列自1951年以来通过侨民债券融资超过400亿美元。 并且侨民还提供直接投资并创办企业。在格鲁吉亚约有17%的私营公司为侨民开办，侨民的企业家精神有助于来源国物质资本积累和提高经济生产率。

6 城市化：进入减速增长阶段，亚非将成为未来30年城市化主力

6.1 城市化进程：预计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占2/3，城市人口向大城集聚

世界城市化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之前世界农村人口占比超过2/3，2007年世界城市化率达50%，城市人口开始超过农村，目前世界人口城市化进程处于减速阶段，2020年世界城市化率约为56.2%。

1）1950年之前，世界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农村，其中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逐渐传传导至德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带动世界城市化发展，到1950年世界城市化率达到30%，英国、德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分别为79%、67.9%、64.2%、55.2%，基本实现城市化，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低于20%；

2）1950-2007年，世界城市化处于加速发展阶段，世界城市人口快速增长，从7.5亿增至33.6亿人，年均增速2.7%，城市化率从30%增至50%，世界城市人口占比超过农村，此阶段韩国、巴西城市化进程较快，城市化率分别增加60、47个百分点，日本、中国城市化率分别增加35、33个百分点，英国和德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放缓；

3）目前世界人口城市化处于减速阶段，根据联合国《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预测，2007-2050年城市人口将从33.6亿增至66.8亿，年均增速降至1.5%，2050年世界将有约三分之二的人住在城市。

分区域看，北美和拉美已进入城市化后期，亚洲、非洲城市化水平低于全球水平的56.2%，未来30年将成为城市化主力，预计将提供87.7%的新增城市人口。分洲看，2020年北美和拉美地区城市化程度较高，城市化率分别为82.6%、81.2%，进入城市化后期；欧洲和大洋洲城市化率分别为74.9%和68.2%，城市化程度也较高；亚洲和非洲城市化率分别为51.1%、43.5%，还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化程度低于全球水平的56.2%。分国家看，2020年日本城市化率已经突破90%，英国、美国、韩国等国家也超过80%，进入城市化后期，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城市化率分别为59.2%（国家统计局数据63.9%，2017年超过60%）、34%。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向大城集聚，1950-2020年世界超千万的城市人口占比从3%增至13%，2020年德国、英国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30万以下小城市，日本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1000万以上超大城市。

从城市数量看，1950年世界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仅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两个，1990年为10个，2020年超过1000万的城市为29个。

从城市人口占比看，1950-2020年世界10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占比从3%增至13%，30万以下城市人口占比从60%降至41%。

从具体国家看，德国、英国城市人口目前主要集中在小城市，30万以下城市人口占比分别为73%、54%，没有1000万以上的城市。德国大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工作机会、社会保障等条件差距较小，城市化表现为“去中心化”；日本的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占比49%，而30万以下城市人口占比仅20%。

从居住在最大城市的人口占比看，1960-2020年世界的最大城市人口占比从17.6%小幅降至16.1%，

整体看美国、日本、韩国等地最大城市人口占比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下降，但是在大都市圈的人口继续聚集，1970-2020年美国加州德州佛州人口占比从18.6%增至29.1%、日本东京圈人口占比从23.3%增至29.3%。

6.2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亚洲地区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非洲地区领先于经济发展

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两者的作用是双向的。

分洲看，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城市化情况与经济发展情况同步，而亚洲城市化率滞后于经济发展、非洲地区城市化领先于经济发展。根据联合国数据，当城市化率为30%时，非洲和亚洲的人均GDP分别为799.4美元、1236.3美元，当城市化率达到50%时，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人均GDP分别为371.4美元和7042美元，当城市化率为70%时，拉丁美洲、大洋洲、北美洲和欧洲人均GDP分别为2380.9、2720.8、2939.4、12411.5美元。

分城市看，美国、韩国、法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同步，而中国城市化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城市化率达60%时的人均GDP约1万美元，远高于其他国家。当城市化率为60%时，日本、巴西、法国、韩国、中国人均GDP分别为475.3、1004.1、1334.7、1992.5、10500.4美元，当城市化率为70%时，日本、巴西、法国、美国、韩国人均GDP分别为1451.3、1648.1、2536.1、3007.1、4748.6美元。

从城市化节点看，美国、法国、日本、巴西、韩国达到70%的年份分别在1960年、1968年、1968年、1985年、1988年，从60%提升至70%分别用了约13年、10年、11年、11年、6年。

7 收入分配：全球分配不均程度加剧，12.2%人口拥有超八成财富

7.1 收入和财富分配历程：由加剧、改善到再加剧

全球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状况大体经历了加剧、改善、再加剧的过程，2020年疫情后大规模货币宽松使全球财富分配区域不均状况加剧、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从收入分配情况看，根据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显示，世界大部分经济体收入分配集中程度在二战前达到峰值，之后逐渐减弱，然而1980年代以来，各经济体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未能改善，反而重新恶化，并且恶化速度超过此前改善速度。1981-2020年全球收入排名前1%的人群占据的收入份额从16.9%增长19.3%，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从财富分配情况看，2020年财富分配不均程度加深，呈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趋势，全球12.2%的人掌握了85%的财富。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2020年3月全球家庭财富总额较1月损失17.5万亿美元，即下降4.4%。但是随后的大半年内，大规模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推动资本市场繁荣，家庭财富快速增长，但分布并不均衡。

从区域间看，2020年北美洲和欧洲的社会总财富分别增长10.0%和9.8%；亚太地区（不含中国）和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额分别增长6.7%和6.0%；非洲财富总额仅增长0.7%，印度和拉丁美洲负增长。

从经济体内部看，各经济体呈现K型复苏，一部分人的生活因疫情而陷入困境，而持有房产和金融资产的人财富却迅速增加，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根据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 2021》，2020年全球12.2%的成人人口拥有84.9%的财富，财富差距极其悬殊。

从各国看，日本和意大利的收入和财富基尼系数均保持较低水平，通过有效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使收入和财富差距维持较低水平；美国的收入基尼系数不高，但财富基尼系数较高，持续量化宽松的环境推升金融资产价值，使贫富差距加大；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陷入收入分配陷阱，收入和财富基尼系数均较高；中国目前收入和财富基尼系数处在合理区间，不均衡情况可控，但仍需改善。（参考“泽平宏观”《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

7.2 货币超发、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收入分配制度及机制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因

第一，货币超发会造成财富再分配，易加剧贫富差距，超发货币流入市场，会造成通货膨胀和广义资产价格上升。一方面，通货膨胀会挤压居民实际收入，另一方面资金流入资本市场会催生资产泡沫，资产配置结构中房产和金融资产占比高的人财富增值快，贫富差距加大。房地产兼具消费属性和金融属性，房价和货币供应密切相关，根据BIS数据，1970-2021年一季度，23个经济体本币房价年均增速、本币名义GDP增速分别为6.3%、7.5%，剔除泰国、马来西亚、韩国、中国香港，相关系数达0.87。2020年疫情冲击下，全球央行大规模宽松，推升房价和股价，2020Q1-2021Q1，全球主要经济体房价平均上涨超7%，其中土耳其上涨32%、新西兰上涨超20%，纳斯达克和标普500指数均上涨50%以上；上证综指、沪深 300、创业板指分别上涨24%、37%和45%。

第二，技术进步会使资本边际生产率（资本偏向型）升高，从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从而扩大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差距，进而增加贫富差距。

第三，不同发展阶段对效率和公平的抉择影响收入分配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从平均主义到按劳分配、再到多要素分配；思路从重视平均，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贫富差距逐渐由处于低位、到持续扩大、到缓和。

第四，收入分配机制影响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制度分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美国主要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进行再分配调节，所得税制度是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其边际税率增加，同时由联邦或州政府出资，以现金补贴、食品券等形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帮助，并且通过税收抵扣鼓励个人捐赠。日本通过初次分配促平等，包括维持农产品高价、对小企业实行优惠金融政策、在边远地区开展公共工程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