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团队提出“增长阶段转换”的重大判断，认为由于人口红利渐逝、技术模仿的空间减小等，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从高速往中速增长阶段转换。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翻越“高收入之墙”，需要进行增长动力的转换，即由要素驱动型转向创新驱动型。与当时流行的中国经济还能够依靠传统增长模式重回高增长轨道、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不同。

2014年作者下海后，提出“新5%比旧8%好”，即未来通过改革构筑的5%新增长平台比过去靠刺激维持的8%旧增长平台要好；2015年预测“经济L型”，即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望构筑一个10-20年的潜在增长率为5%左右的新增长平台；2017年提出“新周期”，即传统行业产能出清强者恒强、新兴行业产能扩张，进而实现增长动力转换；2020年初倡导“新基建”，以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为核心打造中国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引擎。

根据对德日韩成功增速换挡的国际经验研究，并结合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丰富实践，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仍需要并有条件实现一定经济增速，新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应在5%左右，德日韩中速增长期为10-20年、平均增速为4.5%，新旧动能转换需要一个过程；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采取增量渐进式改革，创造条件让民营经济从下到上自发的发展起来，总体是成功的，而前苏联和东欧采取的存量“休克疗法”是失败的；一旦经济失速或停滞，陷入存量经济博弈，蛋糕变小，“内卷”、“躺平”、金融风险频发、社会流动放缓、创新创业活力下降等问题就会暴露，这也是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民粹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

因此，面对3季度中国经济增速“破5”，建议：当前中国经济仍需要一定增速；以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是实现跨周期调节的最重要抓手，实施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定向降准降息以及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给予支持；对房地产、平台经济、在线教育等主要以规范健康发展为主，用时间换空间，给予企业转型调整机会；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一定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进行重大理论创新突破，肯定民营经济在科技创新、带动就业、市场效率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提振民营经济和企业家信心。

1、3季度经济增速“破5”，可能已经跌破潜在增长率

2021年前三季度GDP两年复合同比分别增长5.0%、5.5%和4.9%，5月以来经济开始放缓，8-10月经济出现加速下滑，主因是房地产市场销售遇冷、金融信用政策收紧、基建增速下滑、就业和消费低迷、上游成本大涨等。

根据9月份数据，三驾马车中消费和投资实际增速基本零增长，只有出口顶着，但出口订单已经连续5个月下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房地产投资和销售连续6个月回落、负增长。10月前30天，30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套数和面积同比分别为-23.0%和-25.7%；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3.5%，较上月下滑3.8个百分点，连续6个月下滑；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11.2%，较上月下滑4.7个百分点；完成第二批供地的20个城市流拍率高达33.5%，其中北京、广州、杭州、沈阳流拍率超50%。

基建投资零增长。受制于政府隐性债务监管趋严和优质基建项目储备不足，今年以来增速持续下滑。1-9月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长1.5%，两年复合增长0.4%。

消费低迷。受疫情扰动、就业和收入不振影响。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同比仅增长3.8%，实际同比仅增长2.5%。

出口持续高增，但出口订单持续下降。9月中国出口（美元计）同比增28.1%，两年复合增速18.4%。但价格因素对出口的贡献强化，数量因素的贡献边际下滑；新出口订单连续5个月处于临界值以下。

上游成本大涨。大宗商品价格屡创新高，中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下游，原材料涨价的利润主要是被海外能源企业获取；而PPI-CPI剪刀差持续拉大，挤压下游和小企业利润。上中下游企业利润分化，大中小企业经营分化。1-9月采掘业、上、中、下游制造业利润两年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8.8%、29.7%、16.3%和1.8%。9月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0.4%、49.7%和47.5%；小企业PMI已经连续5个月低于荣枯线。

两大传统宽信用渠道受阻，宽货币受制于滞涨。基建和房地产是宽信用的两大传统渠道，2019年基建投资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占当年新增贷款的比重17%，2020年上半年房地产全口径（贷款、债券、非标）年内新增融资占新增社融16.12%。

2、转型期，中国需要一定合理经济增速、也有条件实现，新5%比旧8%好

保持合理经济增速，有助于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的平衡，有助于扩大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民生，同时有助于激发创新活力、避免内卷和存量博弈，避免经济下滑、失去增长动力与希望的恶性循环。

增速换挡期，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速增长10-20年，平均增速4.5%，然后再收敛到低速增长。

中国经济增速换挡的种种迹象已经出现：人口红利渐逝，刘易斯拐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202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3.5%，综合生育率降至1.3%，1962-1976年婴儿潮人口正快速退出劳动力市场、步入老龄化；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口径的城镇化率为63.9%，考虑到2.86亿农民工在农村留守的家属（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如果能够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宽口径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5%左右，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普遍在80%-90%之间，快速城镇化阶段渐进尾声，土地财政难以为继，房地产大开发时代逐渐落幕，存量房时代正在到来。

逆全球化挑战日益明显。2001年中国加入WTO，凭借低劳动力成本和全球化优势，2001-2008年中国出口增速年均27.2%。但金融危机过后，全球制造业回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事件频发，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贸易量下滑，2017-2020年中国出口平均增速4.6%。

预计中国经济中速增长期的潜在增长率为5%左右，还有很多增长潜力可挖，具有保持合理经济增长的条件。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14亿人口），有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群），且中等收入群体还将不断扩大；国潮兴起，本土消费品市占率大幅提高、中国符号走向国际舞台、科技品牌出海；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距离发达国家仍有10几个百分点的潜力；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总量约2亿，2021年大学毕业生近1000万，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和工程师红利；中国的新经济迅速崛起，中美独角兽数量全球领先。

虽然近年来高技术产业明显加速，但仍处于发展阶段，占经济的比重不大。2020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5.1%。而占比较大的传统产业正趋势放缓，整体投资增速低迷。把握好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期，避免“运动式”、“一刀切”，在合理的增速水平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3、中国经济新动能：新基建、新能源和数字经济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产业走向淘汰落后产能与发展新经济产能并行的道路。2020年将“新基建”摆在更重要位置、并首次提出“双碳”目标，更坚定我们走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与科技创新并行的路线。

全球新能源革命扑面而来，中国新能源市场加速前进。动力电池方面，全球呈现中日韩三足鼎立局面；中国动力电池装机量实现8年80倍增长，2020年中国的锂电池产能占全球60%以上。本土厂商已处于全球第一阵营，2021年上半年宁德时代动力电池装机量市占率29.9%，连续四年蝉联第一。充电桩方面，截至2021年9月，我国充电桩保有量为222.3万台，车桩比例达到3：1，全球最高。整车方面，截至2021年9月，我国新能源车型保有量为678万辆左右，较2015年增长10.6倍。中欧是全球两大电动车消费市场，2021年上半年，中、欧电动车销量分别占全球的45.6%和41.4%。销量Top3的车企，特斯拉、大众汽车集团、上汽通用五菱，全球市占率分别为15%、13%和11%。

2015年以来，中国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保持高速增长，疫情期间更是逆势增长，成为拉动生产和投资的主要亮点。2020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其中，装备和高技术制造业分别增长6.6%和7.1%，分别快于全部工业3.8和4.3个百分点。投资方面，2020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0.6%，快于整体投资7.7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分别增长11.5%和9.1%。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之下，以5G、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快速发展。2002-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22万亿元增长到39.2万亿元，上涨31倍，复合增速21.3%，同期名义GDP复合增长12.5%；占GDP比重从10.0%上升到38.6%。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4、以“新基建”为主要抓手，做好跨周期调节

一是发力“新基建”。“新基建”兼顾短期和长期，是实现跨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短期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未来20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新基建”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新基建，以及教育、医疗、社保、户籍等民生新基建，还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减税降费、扩大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制度新基建。

二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配套措施支持新基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在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通过定向降息降准，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首次公开募股）、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产业政策方面，将新基建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三是四季度-2022年可以考虑通过结构性降准和定向降息，加大对新基建、绿色经济、数字经济、中小企业等领域信用扩张的支持力度，以替代过去对传统基建和房地产的刺激。

四是满足房地产刚需合理需求。以城市群战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房地产要软着陆，避免硬着陆，用时间换空间。2020年房地产及其产业链占我国GDP的17%，其中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7.3%；完全拉动的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1.5%，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7.3%；土地出让收入和房地产专项税合计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7.6%；中国住房市值占股债房市值的66.6%，居民大部分财富在房子里。我们呼吁以城市群战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和房产税为核心加快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长期平稳健康发展。繁荣资本市场，促进居民家庭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坚定推行注册制，支持服务科技创新企业和实体经济，提高机构投资者占比，引导价值投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