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镇江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醋都·镇江”称号，这是目前中国食醋行业的最高荣誉。

获此殊荣的镇江难掩喜悦之情，一个星期后，镇江市政府专门为此召开新闻发布会广而告之，镇江醋业协会会长还称镇江是第一也是唯一的醋都。

颇为尴尬的是，山西老陈醋的山西清徐县自2007年起就一直以“醋都”作为城市名片宣传，该标志还得到过“国家有关机构批准审核”。

一时微博上好不热闹，山西人质疑：“凭什么？”镇江人说：“为什么别人的产品不能后来居上？”中立者则表示：“香醋是香醋，陈醋是陈醋，一方人喝一方醋，没有高低之分……”。甚者，还有人调侃道，在“醋都”被抢之后，山西还可以申请中国“酸都”。

关于谁更有资格被称为“醋都”的争论不会改变现有结果，如今这一“国”字号招牌已被授予了镇江，这是未来四年都难以改变的事实。

打翻的“醋坛子”已然揭开了一场城市间的争夺战，但如果抛开“服与不服”的问题，回归到商业的本质，其背后却是一道地方经济的商业考题。

醋都之争由来已久，只不过在此之前一直都是暗自较劲。

多年来，在中国四大名醋，山西老陈醋、镇江香醋、福建永春老醋和四川阆中保宁醋中，谁才是中国醋业真正的“领导者”，业界始终没有统一的声音。四大名醋的主产地都铆足了劲想要坐上“第一把交椅”，但迄今为止，竞争基本上仍处于“自娱自乐”状态。

无论从历史还是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山西醋和镇江醋最有发言权这一点毋庸置疑。知名微生物学家方心芳曾说过，“我国之醋最著名者，首推山西醋和镇江醋……山西老陈醋第一，镇江醋第二”。

仔细梳理行龙头的历史会发现，两家也存在着诸多交集。事实上，山西不仅有心打造醋产业，也是最早注重“醋都”形象宣传以及醋产业发展。

2006年，清徐县将当地的“清徐老陈醋酿制技艺”申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首批获此殊荣的传统手工技艺；2007年，清徐县还发布国家有关机构审核批准的“中国醋都”标志，并一直沿用至今。

也是在2007年，清徐还邀请北京的策划机构为其量身打造城市形象，正式把清徐的城市品牌建设定位为“中国醋都清徐”。

彼时，1000公里外的镇江百年醋业正因未统一商标，给许多三无企业、假冒伪劣留下可乘之机，导致百年“老字号”镇江醋业缺乏统一的市场竞争品牌。整个镇江醋行业都徘徊在“打假”、重树“镇江香醋”传统酿造工艺品牌与商标保护之中。

早在2004年，“镇江香醋”就曾遭遇过香港商人异地抢注，这一风波深深触动了当地政府的神经。同年，由当地经贸委牵头，行业性社团实施，最终成立了“镇江市醋业协会”，2005年申请了“镇江香醋”、“镇江陈醋”注册商标。镇江市恒顺醋业（600305.SH）等企业拥有注册商标专用权。

此后，镇江就不断出招保护自己文化特色的“老字号”，光2007年到2009年的两年间，关于“镇江香醋”的侵权官司就打了八起。

作为调味品的细分品类，醋有南北之分。南方人更接受香醋，北方人更乐于接受山西老陈醋。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山西醋的主料为高粱、经1年生产周期才能完成；而镇江醋主料则为糯米，密封陈酿6个月即可出窖。再加上地域消费习惯的使然，目前没有任何一地的醋构成了市场垄断。

但面对更大的国际市场，中国两地的龙头醋业开始频繁“越界”，“碰瓷”不少。

2005年，新华网就曾刊发一则名为“山西老陈醋取代镇江醋打入日本”的报道。在这篇文章中，长期代表国内名醋走出国门的镇江醋在当年一季度日本市场受挫，山西老陈醋却“全面挺进日本市场”，“一举刷新山西老陈醋出口创汇的历史记录”。

后一年，镇江醋打造与外资合资建厂“亚洲最大醋都”，“中国醋业百年来首次与国外企业合作，也意味着镇江香醋首次打入欧美主流市场”。

近年来，山西醋大打“文化牌”，在媒体上把山西醋的的历史追溯到了公元前665年，营造“3000年历史”的形象。

不过，镇江醋也毫不示弱，同样也做了很多市场上的工作，比如2016年出台《镇江香醋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首个对食品行业的地方立法；2017年，镇江出台《重点产业链优化培育工作实施意见（2017～2019年）》，将香醋纳入7条特色产业链等等。

在吃醋的风味上，镇江醋和山西醋代表着香醋和老陈醋两个赛道；而在“醋都”这一文化地标上，很长时间内，两者内都是平分秋色，处于伯仲之间。

如今以醋闻名的山西，陡然发现“醋都”的名号竟然成了别人的囊中物，这一切看似偶然的背后却有着必然的属性。

翻开镇江此番摘得“中国醋都”头衔的过程，时至今日，镇江食醋生产规模达50万吨，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10%，是全国食醋品类最丰富，也是出口量最大的城市。

同时，“镇江香醋”的品牌价值高达458.92亿元，位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第二，仅次于“茅台”。龙头企业恒顺的食醋产销量，连续25年位居全国第一。

如此等等都一一符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官网公布的《中国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共建管理办法（修订版）》。

要知道，根据启信宝数据显示，山西一省的醋业公司多达597家，而江苏却仅有61家。然而这些在数量上的优势却没有让山西拿下“中国醋都”，问题就出现在“恒顺”的身上。

在江苏61家的醋业公司中，其中还有20家是跟恒顺关联的公司，而在对比镇江和太原两市醋业发展状况时，一组数据也经常被提及：

位于镇江的恒顺香醋一家企业的醋制品年产量相当于位于太原的水塔、紫林、东湖、宁化府四家较知名老陈醋品牌的年产量之和。

曾一度希望冲击IPO的紫林和水塔醋业至今均未能成功上市。而恒顺于2001年挂牌上市，是A 股唯一一家主营食醋制造的企业。

根据调味品协会数据，恒顺18年食醋行业市占率为7%，第二名海天味业市占率3.6%、第三名山西水塔市占率3%。

在中国的食醋企业市场小作坊式占比达70%的背景下，显然，食醋千年的山西，当地食醋企业多而不强，没能形成集中的战斗力。而百年恒顺却在以集中力量发展自身成了行业的佼佼者。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山西醋与镇江醋的“醋都之争”败于套在食醋企业顶端的企业光环。山西醋败在群龙无首，镇江醋胜在以恒顺为首。

但这似乎并不能解释为何山西“一手好牌打的稀烂”。

关于山西人爱吃醋几乎无人不晓，散文家汪曾祺曾有段描述：“在其他地方，醋是用来蘸的——小笼蘸点醋，而山西人是用喝的——饭前喝碗醋”。

作为山西特产，老陈醋是山西人最引以为傲的产品。但提及山西，外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煤老板的标签。

得益于亿万年的地壳运动，煤成为山西最大的财富，也基于此，山西在重工业捧出了五个世界五百强企业，然而巨大的虹吸效应也挤压了整个轻工业的生存空间。

在煤炭及其相关支出产业下滑的当下，新兴产业未成气候，失衡的发展规划是这次山西与“醋都”失之交臂的根本原因。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从去年7月开始，山西开始频频丢掉文化标签，无论是“5A景区”乔家大院被揭牌，还是平遥古镇陷入与平遥国际电影节的“分手风波”，无不向外界表现着山西轻工业的后遗症——运营能力的缺乏和治理理念的落后。

反映在经济上，2019年，太原GDP为4028.51亿。而同年，作为江苏省地级市的镇江GDP已达4127.32亿元。

换而言之，“醋都之争”的失败背后是整个山西工业的焦虑和轻工产品的沉沦。

回到醋都之战，透过这一现象本身自问，为何中国的城市如此热衷于将自己标榜成“x都”？

在国内，有很多叫“×都”的地方，如瓷都、药都、酒都等。这些“都”或多或少是某一产业的集群地，大多是经过成百上千年的历史沉淀而来，经过市场口碑的检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代表性。

实际上，当你以瓷都为例在网上搜索，江西景德镇的背后却跟着一连串你没听过的名字，2019年，广东省潮州市被授予“中国瓷都·潮州”，福建省德化县则在2020年继续被授予“中国瓷都·德化”。

一边是市场自动盖章、人尽皆知的“×都”，一边是机构评出的认同程度低的“×都”。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魔幻现象？

这是因为来自于官方组织背景的相关协会、机构的评价很多时候都需要依申请评定，参评地需要缴纳参评费、服务费等费用，且相关称号有若干年的有效期。——这经常让那些颇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地或文化代表地“落选”。所以，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公平性大打折扣。

还以瓷都为例，即便是这些城市评上了，可当人们一提到“中国瓷都”，首先想到肯定都是景德镇，另外几个“瓷都”虽具有半官方头衔，但难以撼动景德镇的“瓷都”地位。

显而易见的结果并没有阻挡住地方政府乐此不疲申请授名的步伐，原因何在？

“都文化”其本质是一种伴随产业自然发展而来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可能给地方经济发展和旅游带来助力。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本应交给社会的“都文化”在一些外力的“加冕”和干涉下，争“×都”的帽子已经完全变了味儿。

当重合内容的“x都”普遍同时存在于中国大多数城市上空，都文化的泛滥也在彰显着地方经济发展的畸形。

11月19日，一纸红头文件——《灵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武则天她妈在钦州>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组的通知》在微博、微信、抖音等各大社交网络平台上疯传。抛开如此粗鄙的词组，史料记载，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一生都生活在北方和广西钦州没有任何关系。

无论是将其视为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还是一项政府机构牵头的研究活动，此番灵山县“另辟蹊径”，实质上就是想与名人沾亲带故，以期吸引社会大众的注意力，达到让城市出名，进而发展旅游业。

然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戏码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在此之前，“西门庆故里之争”、“赵云故里争夺战”、“李白故里大比拼”、“曹雪芹故里争夺乱象”等备受舆论热议。

“x故里”和“x都”的实质是一样的，这种变了形的“政绩观”和走了调的“发展机遇”，最后浪费的还是大把的发展经费和资源。

荒唐的背后应该有此教训：城市的发展还是要牢守本分，一步一个脚印，基于经济利益搞“歪门邪道”，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