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报告旨在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家庭行为，得出五大基本结论：

第一，家庭分工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增加家庭财富，包括家务工作和市场工作的分工，传统经济环境下，女性从事家务工作，男性从事市场工作，是资源最优配置。但是，在现代经济环境下，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带来家庭分工以及婚育观念的改变，越来越的女性进入职场从事市场工作，经济独立和思想自由导致女性地位提升以及对男性经济依附下降。

第二，家庭成员根据比较优势进行时间和角色分配，以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这决定了丈夫、妻子、父母、孩子等各自的职责。

第三，婚姻是基于组建家庭成本收益的权衡，自我意识觉醒、女性经济独立和高婚育成本使得单身和离婚率上升。

第四，生育具有替代“储蓄”功能，“养儿防老”，是收益成本比较权衡的结果，随着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升，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生育率降低。

第五，当前，我国人口形势主要特征是：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家庭小型化。这些在家庭经济学中都可以得到解释。通过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可以改变家庭成本收益表，从而提高生育率和家庭幸福指数。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具体措施包括：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落实国务院《“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优化生育服务与保障。

1、家庭经济学是什么？

1.1 家庭经济学演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民众财富得益于社会中生产效率的提升和人力资源的供给。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提及，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取决于生产时所付出的劳动总量。

加里·贝克尔拓展了对家庭的研究，尝试将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扩展至人类行为活动，包括非市场行为中。贝克尔将经济学和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联系起来， 并于1992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参考：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思想全景（中）》 ）。

家庭经济学理论逐渐完善，贝克尔在《时间分配理论》提出了家庭生产模型，常被用于分析家庭决策和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时间合理分配能够提高家庭经济的效用水平。例如，家庭在市场生产中付出时间，获得一定收入后购买商品；在家庭工作中付出时间，提高家庭效用水平。即参考 比较优势，根据效率的高低分配家庭成员时间。但局限在于 贝克尔认为女性在家庭工作中的效率高于男性，男性在市场工作中的效率高于女性。20世纪以来，女性事业、权益保护意识逐渐提升，贝克尔的性别效率观点逐渐被推翻。

1.2 家庭经济学理论内容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也存在分工、生产、消费、投资、储蓄等经济行为，属于小型规模经济，且人力资源和投入要素等资源是有限的。 那么，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如何对已有资源进行分配和利用，推动家庭的消费、生产，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

家庭经济学理论，是将经济学的概念，如生产、分工、投资等，应用于解释和分析家庭特定的经济行为。家庭经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四大核心。具体来看，

一是家庭决策，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家庭内部需要也存在消费、投资、生产（出口）等决策。受人力资本回报率、社会保障和家庭变迁的影响， 决策者需要根据家庭成员的比较优势分配对时间进行分配。如需要决定各自在劳动市场和家庭工作时间，在有限、稀缺的资源约束下，使家庭效用达到最大化。

二是家庭分工，是家庭生产效率。它是根据家庭决策对家庭生产和市场工作的时间分配和人力资源分配，尤其是 当前女性权益意识、能力的提升，仅通过性别分工无法满足家庭和社会需要。

三是婚姻是维系家庭经济活动的工具，是家庭生产的前提。从经济学角度，在“规模经济”下，通过分工、合作、生产一定的商品。这个过程包括择偶、结婚、离婚等。其中，择偶是对婚姻筛选的投资，考虑因素包括情感、金钱、家庭背景等。当人们认为结婚的效用大于单身、机会成本小于单身时，结婚是择偶的结果。相反，离婚则成为选择项。

四是生育，生育是家庭的劳动力供给，是一种未来替代“储蓄”行为，生育率的高低受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假设家庭成员为利他主义时，在效率一定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供给能够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形成“劳动力和收入”正循环。

2、核心一：家庭分工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增加家庭财富，包括家务工作和市场工作的分工，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升带来家庭分工以及婚育观念的改变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分工观点，他认为劳动分工能够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从而增加财富。全球产业链通过分工与交换，不同国家凭借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均积累了一定财富。

家庭分工，能够提升家庭生产效率。它是根据家庭决策对家庭生产和市场工作的时间和人力资源分配。家庭的合理分工对财富增加发挥重要作用。在家庭单位中， 家庭成员通过各自的比较优势，即家庭成员对于工作的擅长程度，在家庭生产和市场工作实现平衡。家庭成员可通过该标准，将时间分配给两种市场，以达到效率最优、效用最大。

家庭生产中分为整体受益和部分受益，以家务工作和照料特定人群工作为主。例如，家务工作有益于整个家庭，而老、幼、病、残等特定人群无法独自照料，需要家庭成员分配时间。 市场工作则是通过时间的投入，从而赚取相应的货币收入。这些收入可以用来购买市场商品等。

基于新古典理论，家务劳动和市场工作之间的分工与家庭成员的效用函数有关。如果一个家庭对可以从市场上获得更大的效用（成就、金钱），他们可以分配更多的时间在市场上工作。 贝克尔在性别分工中提出，女性应专注于家庭工作。他认为女性在家庭生产中的比较优势高于男性，男性在市场工作中的比较优势高于女性。根据这种观点，当女性专门从事家庭生产，男性专门从事市场生产，并且他们分享自己生产的东西时，男性和女性都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效用。

女性劳动力随社会进步而大规模释放，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仅通过性别分工无法满足家庭和社会需要。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2015年30岁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女性未婚占比高达11%，远高于本科学历及以下女性未婚率的5%。因此， 随着经济的加速，女性在劳动市场中逐渐投入更多的时间，从而获得更多的工资。

3、核心二：决策是家庭资源的优化配置，家庭成员根据比较优势进行时间和角色分配，这决定了丈夫、妻子、父母、孩子等各自的职责

3.1 决策是一种资源分配

家庭资源是有限且稀缺的，家庭决策，作为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位，家庭内部需要也存在消费、投资、生产（出口）等决策。但是决策者的利己和利他属性决定了家庭的效用水平。

受人力资本回报率、社会保障和家庭变迁的影响， 决策者需要根据家庭成员的比较优势分配对时间进行分配。如需要决定各自在劳动市场和家庭工作时间，在有限、稀缺的资源约束下，使家庭满意度效用达到最大化。

3.2 “经济人”的一人决策和多人决策

当家庭有且仅有一位决策者时，这位决策者利他、利己的性格将决定家庭生产的方式。通常情况下，决策者的选择取决于其对家庭资本的掌控能力。

具体来看，

利他主义，理论上是一种无私的为他人福利着想的行为，在道德判断上，别人的幸福快乐比自己的来得重要。在社会中表现为分享、谦让、助人，自我牺牲等。贝克尔认为，一个“利他”的家庭决策者在做决定时将考虑其他成员的利益，既有利于家庭成员，也能够提高自身满足感。例如，“利他”的父母对孩子投入大量时间、资源，且不求回报。

而利己主义在现实中更为常见，分为心理和伦理。心理利己主义中，多为自利行为，且将自我作为行为的动机和目标；伦理利己主义中，更注重理性看待自身，如果行动者受益，那么行为就是“道德”的。 贝克尔在利己和利他的基础上提出了“坏小孩定理”，将只有“自利”心态，却没有“利他心”的子女为“坏小孩。

另一方面，现实中家庭成员的利益是不同的，衍生出家庭内部谈判行为。因为做出决策时，他们无法通过“利他主义”的方式达到分配的平衡。假设家庭有两个及以上的决策者，利益冲突促使成员通过内部谈判就消费、储蓄、学习等内容达成一致。

但是家庭成员的协商能力也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个人的议价能力。根据博弈论经济学中的讨价还价模型，决策可以分为合作决策和非合作决策。合作决策中，家庭成员能够共同协商、解决相关问题，谈判的结果是相对平等的；非合作决策中，部分成员总是期望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家庭利益最大化。2011年，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在“超越援助”的演讲中表示，资源所有者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力更大。例如， 部分女性对家庭资源缺乏支配权，对家庭决策的影响力较低，但社会忽略了女性的人力和经济潜力。

4、核心三：婚姻是基于组建家庭成本收益的权衡，自我意识觉醒、女性经济独立和高婚育成本使得单身和离婚率上升

4.1 婚姻现状：结婚率下降，单身和离婚率上升

随着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

具体来看， 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自2013年开始下滑。2021年结婚对数同比下降6.2%；粗结婚率从9.9‰降至5.4‰。 二是“晚婚”现象突出。2005-2010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8.6%，25-29岁从34.3%升至34.9%，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19.3%、8.3%和18.9%。 三是离婚率上升。1987-2020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升至433.9万对，粗离婚率从0.5‰攀升至3.1‰。

尤其是房价快速攀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总体保持大幅上涨，给家庭抚养孩子和为子女结婚购房带来了很大压力，1998-2018年全国新建商品住宅均价从1854元/平上涨至9979.9元。2004-2020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4.4万亿元，增长20.5倍，占居民贷款余额的比例大致在50%以上，2018年为54%。房贷收入比从16.2%增至47.6%，带动住户部门债务收入比从28.6%增至88.4%。

4.2 婚姻是成本和收益的权衡

从社会学角度，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和社会意义重大 。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但是，从经济学角度，婚姻是维系家庭经济活动的工具，是家庭生产的前提。这个过程包括择偶、结婚、离婚等。其中，择偶是对婚姻筛选的投资，考虑因素包括情感、金钱、家庭背景等。 当人们认为结婚的效用大于单身、机会成本小于单身时，结婚是择偶的结果。相反，离婚或单身则成为选择项。

贝克尔认为， 婚姻行为是双方利益优于单身利益的选择。具体来看， 一是收益，家庭成员对双方资源重新整合分配，在家庭“规模经济”下，通过决策分工等，在投入有限资源时获得更多的收益。二是成本，包括费用成本和非费用成本，例如婚育、房贷、生活习惯等。

5、核心四：生育具有替代“储蓄”功能，是收益成本比较的结果，随着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提升，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生育率降低

5.1 生育率受限于机会成本

生育是家庭的劳动力供给，传统经济环境下孩子对父母具有替代“储蓄”的效用，所谓“养儿防老”，生育率的高低受人力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假设家庭成员为利他主义时，在效率一定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供给能够提高家庭收入水平时，能够形成“劳动力（增加）——收入（增加）——资本（增加）——劳动力（增加）”正循环，进而推动家庭经济繁荣。但社会人群的利己、利他特性是同时存在的，这就面临着利己主义对机会成本的考虑。

生育率和收入水平成正比。贝克尔认为，人口增长受到养育成本的约束，即生育一个孩子所面临的收益和成本，这些成本也和收入成正相关。家庭其他成员需要投入时间、资金、资源等生产生活要素，抚育未来的劳动力。这意味着家庭不仅需要付出金钱，更需要承担养育过程中所放弃的机会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将遏制家庭收益增加。

此外，国家经济的发达程度影响出生率。根据贝克尔的观点，在相对富裕国家中，生育成本随儿童数量的增长而增加。当国家生育成本高于劳动力供给带来的收入时，那么将遏制生育率；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劳动力供给带来的收入高于抚育成本，不富裕国家的生育率常高于富裕国家。根据CIA数据，2020年全球总和生育率中，生育高的国家多为“最不发达国家”，且非洲居多。发达国家与相对富裕的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偏低。欧洲、北美、亚洲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1.8和2.0,非洲为4.0。此外，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出生率分别为11.9‰、11.9‰、8.6‰和12.4‰，远低于非洲30-40‰水平。

5.2 生育现状：面临成本压力上升，带来生育率降低

根据育娲人口研究报告，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近年教育成本攀升，接送、育儿压力增大，导致家长承受时间、精力、财力三重负担，但政策已经在逐步改善这种现状。教育成本主要包括幼儿园学杂费、幼儿园及小学初高中阶段辅导班费用、大学学费及生活费等。根据新浪教育《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抽样统计，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占21%，大学阶段占29%。公立幼儿园供给不足，2001-2019年全国公立幼儿园占比从60.1%降至42.4%，在园人数占比从83.1%降至50.6%。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指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6、启示

当前，我国人口形势主要特征是：老龄化、少子化、不婚化、家庭小型化。这些在家庭经济学中都可以得到解释。

生育成本会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而增加，从而挤压原有家庭的收益。因此，在决策理性、效率分工的情况下，通过降低生活成本、增加人力资源供给能够促进家庭财富的提升，即减轻婚姻和生育压力，如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问题，有助于增进家庭收益，促进经济发展。

一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二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三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四是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新人地挂钩，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指出，优化生育服务与保障。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完善相关配套支持措施。继续做好生育保险对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生育津贴待遇等的保障，做好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减轻生育医疗费用负担。做好生育咨询指导服务。推进“出生一件事”联办。完善国家生命登记管理制度，建立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指标体系，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监测体系和预测预警制度。发挥计生协会组织作用，深入开展家庭健康促进行动。对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动态调整扶助标准，建立健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方位帮扶保障制度。支持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接受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委托，开展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服务，依法代办入住养老机构、就医陪护等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