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马未都的这句话，暗合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信奉的那句“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据说出自胡适。

疫情当前，众志成城。需要激励自己的人，总会不自觉地从过往的故纸堆里，寻找成功的经历，特别是那些和疫情有关的人和事。

1918年，戊午年，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肺鼠疫——一种通过呼吸道传播的致命性传染病。

1918年这一年是一个考验全世界人民健康的年份，先是年初亚洲爆发肺鼠疫，随后发自美国的流感席卷全球，造成了约10亿人感染，近4000万人死亡。

打破新年祥和气息的是元旦当天，北洋山西省政府接到的一个电话：中央急电，告知归绥属境五原发生肺型鼠疫。

三天后，段祺瑞政府的外交、内务、交通三部门联合给山西省政府打电话，称美国医生认为五原一带的时疫可能为肺鼠疫。

随后，北洋政府派伍连德前往山西五原一带视察疫情。

伍连德是著名的鼠疫防治专家，24岁就拿到剑桥大学5个学位，曾组织扑灭1910年东北肺鼠疫大流行。

在1917年，肺鼠疫首先在当地一个叫扒子补隆地方的教堂爆发流行，死亡约70余人。

扒子补隆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境内乌梁素海西岸，现名新安镇，当时属于五原县辖。

1917年9月下旬，一支运输毛皮的马车队，将疫情向外迅速传播。9月下旬传入包头，10月传入萨拉齐、土默特和呼和浩特，再波及清水河、托克托、凉城、集宁、卓资、丰镇等地，进而从丰镇、大同沿京包、正太、北宁、京汉、津浦等铁路传播到山东、安徽、南京等省市，构成全国范围的疫情传播。

这是一场来势汹汹的特大疫情，山西告急。

此时的山西是军阀阎锡山的地盘。

当1月5日山西右玉县发现致死现象后，阎锡山便急令在晋北阻断交通，设置四道防线，均由军队把守，并在省城太原附近各县加派军队分段检查。

为了控制疫情传播，阎锡山实行了严格的交通管制和隔离措施。

在他所设的四道防线中，只留有杀虎口、雁门关等22处通道，派重兵把守实施检疫，其他一律阻断。

史书记载，山西疫情至3月19日全部肃清，蔓延74天，2664人病亡。这在当年属于绝对的高效。

据称国内外对此的评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叹于筹策之神。”

2003年“非典”爆发后，作家谢泳在《看阎锡山如何处理疫情》一文中披露，当年阎锡山和他领导的山西地方政府发挥了积极作用，官方与民间良性互动，以较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

但这未必就是事实的真相。

根据史料分析，1918年的鼠疫爆发后，中央政府制定了详细、具体的防疫计划，划分了详细的防疫区，同时对各防疫委员进行了明确的分工，加强了对各地方防疫区的监管，还向各地方防疫区提供了较为雄厚的资金支持。

但这场首先于1917年底爆发于山西、内蒙边境的鼠疫，还是迅速于1918年初沿着铁路干线蔓延至整个山西境内，最终又沿着津浦、京汉等铁路干线迅速扩散至安徽、南京等省市，造成全国范围内的疫情传播。

虽然此次瘟疫最终在三个月内被扑灭，但是其中自然因素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次疫症之起始较满洲之疫迟一个月，而此疫症能盛行严寒之时，而至暖和之季即归消灭，此次染疫区域，往时均极寒冷，而去年至今春，天气甚为暖和，较之南方气候不甚差异，故此次肺疫蔓延无昔时东省之猖獗。”（据《东方杂志》1918年第5号）

也就是说，气候在此次鼠疫扑灭过程中居于关键的地位，若气温没有及时回暖，这场鼠疫能否被及时扑灭就要另当别论了。

另一个能证明并不是因为阎锡山的能干才控制了鼠疫的证据是，1918年初山西省的肺鼠疫大流行，没有波及晋西地区的临县和兴县，但是第二年秋天，临县死于腺鼠疫者，多达181人，兴县疫死8人。

实际上，在1918年以前，临县、兴县就多次发生疫情，每次死亡人口分别为数人乃至数百人。从1918—1942年，临县、兴县每年都有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染鼠疫身亡。（据《中国鼠疫流行史·上册》，1980年）

相对于1918年的肺鼠疫流行，临县和兴县的“疫后之疫”不能说不严重，人口死亡不能说不多。

按照1918年的政府动员能力，要消灭或遏止临县的鼠疫流行，并不十分困难。然而，自1918年春天以后，那个曾经展现其高度动员能力的政府不复存在。

而且从1917年9月开始，直至1937年日军侵入为止，山西一直处于阎锡山直接或实际的控制之下，和平建设进行得有声有色。据此可知，临县、兴县等地的“疫后之疫”，与山西地方政府权力变化无关。

原因何在？

鼠疫的流传也有着其必然性。

当时中国民间的一些传统习俗，有些是陋俗，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吾国习惯，病人之症，苟非寻常感冒，必有无数亲友时来探寻，是亦为交际方法之一，不知探病一事，与病者最不相宜”。（据《东方杂志》1918年第5号）

肺鼠疫爆发之初，在政府没有将其确定为肺鼠疫之前，邻里、亲朋好友势必纷纷去探病，从而加速了鼠疫传播的速度。

其次，民间存在的一些落后的习俗，也加重了此次疫情的传播，如“自五原、萨拉齐、包头三处发现肺疫后，归化城内外每日死亡数十人，染疫者类多贫民小工，流离与小客栈者，该地风俗冬令死尸概不掩埋，必俟春融时，方埋葬之，故疫均堆积于大坑内，不下数百具，任犬食之，犬之肥大，实所罕见”。（据《东方杂志》1918年第5号）

对于因染疫而去世者尸体处理不外乎焚烧和深埋，这种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对尸体的处理的方式，使鼠疫在爆发之初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疫症因而进一步大范围传播，同时也进一步滋生了病菌，使疫情加重。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近代化的起步比较晚，近代医疗卫生发展缓慢，当时的中国主要是以中医为主导，“中国官吏与人民对于疫症素所轻视，且鼠疫的病症中国向无此名，数千年以来但知伤寒时疫，医生但知守旧，故一遇新发生之疫症即素称良医者亦束手无策”（据《大公报》1918年1月18日）

且中医的一整套调和阴阳、把脉、针灸等方法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示出效果，而鼠疫这类传染疾病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广，伤害力大等特点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将其扑灭，所以，传统的中医并不能在鼠疫的预防和治疗中起到多大作用。

而西医的消毒、注射疫苗等一整套方法见效快，操作简单方便，更适宜用于用到鼠疫当中，然而，具有西医知识背景的医生在当时的中国很少，政府只能花高薪聘请外国医士协助防疫，从而又加大了防疫的难度。

“且我国卫生行政尚未完全，人民卫生知识未发达，举凡预防器械消毒药品大都仰给予外国，设非事先规划则拖延时日，疫氛愈涨为患愈大，设防亦愈难，而耗费亦愈巨”。（据《申报》1918年1月10日）

现代的防疫体制，鼠疫预防应急机制，鼠疫预防条例，鼠疫预防器械和药品，专业的鼠疫研究人员和医护人员都是当时的中国所缺少的，因此，在鼠疫爆发之后，政府的反应和西方国家相比就显得有些迟滞和被动，也因此使鼠疫进一步扩散。

1918年的中华民国政治动荡，军阀割据。

《申报》记载，“军人权力甚大，中央政府不敢施行严厉之防疫法，据最近电称归化全未筹议也，该处都统顽固已极，关于其恶遇美国医士可见一斑。余与外国医士三员自1月3日起至6日止均被软禁，不能回京报告真相，今日之阻力与缺点较前在满洲所经历者尤甚。”（据《申报》1918年1月17日）

这一段话是伍医士向内务部报告其一行人员在地方防疫时遭到地方官的故意刁难。

地方官对于中央指派下来的防疫人员，大都敌视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希望自己的统治区被中央政府插手，地方长官都把自己当做当地的“老大”，阻止中央的权力向地方渗透，这种官场腐败，也使得有些地方官对于防疫事务，只是表面应付。

内务部曾致电保定许道尹斥责其“对于应办防务漫不经意，平山有疫地点并未设法隔离，定县则仅派二三巡警，并据外国医士报告，看守疫宅之警竟将应隔离之人擅放入城赶集致增传播”。（据《政府公报》1918年2月20日）

其次，由于防疫的需要而遮断各地交通，也遮断了各地方军阀的财路，加之官场腐败，因此各地方军阀长官，或者向上隐瞒已经出现的正在蔓延的鼠疫，或者对中央的防疫命令装聋作哑，这种情况在山西官场尤其普遍。

中央派往丰镇的访员，就在向上汇报工作的文件中提到，“绥远都统禁止羊毛商人往来且装聋作哑，不承认有疫之情形。晋省官场腐败早见于北京七日通讯，就今日电信观其顽固可谓达于极点”。（据《申报》1918年1月15日）

除此之外，各地方官还不断地致电中央要求恢复交通，地方官以“商情困苦人心汹汹，流言甚多，不忍卒听，惟火车早开一日始可早安一日之人心也，若再迁延恐置万民生于死地为理由，不断地向中央施加压力”。（据《大公报》1918年1月17日）

官场的腐败，也使得中央拨付到地方防疫的资金，难以真正用到实处，也给地方防疫造成困难。

由此可知，各地防疫人员所承受的压力可知有多大，防疫工作有多困难，既要面对老百姓因误解所引起的阻挠，又要应付各地方官的故意刁难，防疫进程势必会被拖慢，疫情也必然向外扩散。

综合伍连德医士1918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讲话：“余问以所遭遇之困难，伍君答第一困人民塞野毫无知识，第二困地方知事拒不承认有发生瘟疫情事，第三困军队权力太重多数人民心怀畏惧，加之医无一定机关可以为诸医士之主脑，盖其时虽有一检疫委员会奉令设置而会员多至三四十人，人人欲奋发有为而初不知如何着手，今兹局势之所需者，乃一人赋有其权更有一医学专家资其顾问足矣。”（《据大公报》1918年1月23日）

由此可知，这些情况大大耽误了防疫工作的进程，错过了防疫的黄金时期。

而对于老百姓来说，他们对风寒、肺痹等病症了解比较多，对于鼠疫难免有些陌生，而老百姓对于西医在当地的一些行为，如解剖尸体、焚烧尸体和房屋非常愤怒，这种情绪受到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影响，中国传统习俗有对尸体的保全，如认为人死应保留全尸和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的影响。

这些观念给各个地方的防疫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据闻丰镇有两人染受鼠疫毙命，伍连德医官拟将死者尸骸解剖以观受病之原因及其情状，竟未得死者家属之同意，以该处风气闭塞，闻解剖之说，地方人民甚为惊骇，闻已有聚众滋闹之事，并闻伍医官已被人殴打，拟预备回京，但政府以防疫事宜关系紧要拟改令赴归化一带调查防疫事宜云”。（《大公报》1918年1月13日）

除了老百姓对于近代防疫方法的误解，所引起的恐惧外，由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偏远、闭塞地区生活的人民，对于陌生人的突然闯入是充满敌视和恐慌的。

更何况是在当时人民对外国人普遍敌视的情况下，各偏远乡村地区人民对外国人，自然更加敌视，在1918年全国各地防疫过程中敌视、阻挠外国人展开防疫的事例比比皆是。

《大公报》中就多有记载，如“天镇县僻居边外，风气闭塞，近自防疫事起，该处人民不免时有怨言，日前有大同教堂美国医士赴该县查验疫势，该县人民聚众抵抗不准入城，美医士即用手枪还击毙二人伤一人，人民大愤势颇汹汹”。（《大公报》1918年3月3日）

这些冲突无疑使防疫工作困难重重，伍连德因“解剖尸体引起当地老百姓敌视，聚众滋事，此后当地老百姓对伍医士恨之入骨，对其工作百般阻挠，导致伍医士在该区无法继续进行防疫工作，最终由内务部改派何怀德为委员，以代伍氏，始得将防疫事宜渐渐布置”。（《东方杂志》1918年第5号）

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大体概括了1917年末鼠疫爆发之后扩散为全国性的大瘟疫的原因，虽然这场鼠疫最终在1918年3月底4月初被扑灭，但是从这场瘟疫扩散的原因来看，在1918年，当时的中国，无法将这场肺鼠疫在爆发之初即扑灭，扩散为全国性的鼠疫，似乎是必然的。

参考资料

1、李媛，《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1918年晋北疫情初探》；

2、张照青，《1917年一1918年鼠疫流行与民国政府的反应》；

3、姚帆，《近代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国家与社会——以1918年鼠疫为中心的考察》；

4、曹树基，《国家与地方的公共卫生——以1918年山西肺鼠疫流行为中心》